圖：香港暴徒9月21日在屯門焚燒路障\法新社

有人以為自己在創造歷史，其實只不過是在重復歷史。香港的街頭政治已超過一百天，從最初的“反送中”演變成全面的“反中”運動，燒國旗、污國徽、噓國歌，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事件已司空見慣。“港獨”不再是一些人遮遮掩掩的政治訴求。分裂與反分裂、滲透與反滲透，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兩大制度與意識形態的角力成為這場運動的主線和底色?！?/p>

“顏色革命”這個詞存在的時間并不長。特指21世紀初以來，發生在世界各地，以顏色和花朵命名、以“非暴力”方式實現政權更迭的運動。在香港則表現為以黑色為主色調，以反修例為導火索、以反特區政府為表象、其矛頭直指中央政府管治權的一場政治運動。

美四處播種顏色革命 套路相似

顏色革命與“和平演變”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區別在于和平演變專指冷戰時期對社會主義陣營展開的、旨在顛覆其政權的意識形態革命。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低潮后，美國獨霸世界的“巔峰孤獨”讓其忘乎所以。如果說南聯盟戰爭體現為美國的恣意妄為，那么阿富汗戰爭則是911驚恐和惶惑中的戰略沖動，而伊拉克戰爭更是替父報仇，私器公用。美國因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時至今日仍深陷戰爭的泥潭而無法自拔，形成了打不贏、走不了、拖不起的尷尬局面，近東、中東正成為“埋葬帝國的墳墓”。

顏色革命的代價小、成本低，且易操作。為了打擊全世界的異己政權，美國不再熱衷于打熱戰，而是因勢利導、順水推舟發動顏色革命，其范圍不再局限于社會主義國家，而是面向全球。尤其是在地緣政治敏感區域，顏色革命的頻度明顯增加，中亞和中東地區最為突出。

美國資助的大量非政府組織在地緣政治敏感地區如雨后春筍，成為顏色革命的播種機。社交網絡既是平時的宣傳隊，也是戰時發動顏色革命的最好指揮平臺。而在當地刻意培養的政治精英則成為關鍵時刻的“特洛伊木馬”。哈佛大學愛因斯坦和平研究所所長夏普的所謂“非暴力革命行動指南”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得到廣泛的應用，成為21世紀初政權更迭的教科書。這就是為什么放眼全球，人們看到的顏色革命都是按照同一劇本在上演，其動作、手勢、口號、符號及打擊強力部門的套路如此驚人相似。同一個導演很難導出另一種風格的政治劇。

顏色革命第三階段：鉗制中國

在過去的20多年間，顏色革命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3至2005年在前蘇聯地區出現的顏色革命，旨在進一步壓縮前蘇聯的生存空間。尤其是普京上臺以后，大國復甦的決心與意志凸顯，美國加快在這個地區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于是在前蘇聯地區相繼出現了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烏克蘭的第一次“橙色革命”。

2011年前后，顏色革命進入第二階段，即以中東“茉莉花革命”為代表的西亞北非國家相繼出現政權更迭運動。有人認為，中東顏色革命是一場內生性的革命，但外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視。小布什時期推出的“大中東改造計劃”在奧巴馬時期終于開花結果。由于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全面向世界外溢，在中東表現出物價飛漲、青年人失業率居高不下。2010年12月，以突尼斯大學生小販自焚為導火線，引發了席卷整個中東的政權更迭運動。由于谷歌在這次運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動員和指揮平臺的角色，將暴力與非暴力手段交替使用，所以，茉莉花革命也被稱為“網絡革命”。

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推出旨在遏制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顏色革命進入第三階段，目標是進一步壓縮中國生存空間。一是針對中國內地。在中東茉莉花革命之后，一些人叫囂“金字塔倒下了，木乃伊活過來了;現在要淪到長城倒下，讓兵馬俑站起來”。二是在中國的周邊地區，也出現了一系列顏色革命的先兆。例如柬埔寨的“蓮花革命”，差點讓洪森陰溝翻船。緬甸的“番紅花革命”經過多次反覆，民盟終于修成正果，但親西方的昂山素姬上臺后，大幅度修正了民盟過去的反華路線，中緬關系越走越近，是美國的意外失手。三是利用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問題，策動“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占中運動”。2019年以反修例為名的這場政治風波，很快演變成身著黑衫的“黑色革命”，其本質是“占中”運動的延續，通過五大訴求中的最核心要價，以爭取雙普選，旨在與中央爭得管治權，實現香港的完全自治，或“半獨立”甚至是完全獨立。

乞美制裁 戀殖心理作祟

如果說2014年“占中運動”時美國的支持還偷偷摸摸的話，那么這一次則直接跳到了前臺，香港的示威者以高舉英、美國旗、唱英、美國歌為榮。這些人不斷舉行集會，到美國游說，乞求美國盡快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取代美國對香港政策法。在全世界乞求別國對自己制裁的人真的找不到幾個，這種屢屢突破公民底線的行為，反映了部分香港人對中國國民身份認知的混沌，去殖民化的努力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戀殖心理在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均有所體現。

香港既是中美戰略博弈的前沿地帶，也是兩大制度交匯點，美化街頭暴力、美化殖民統治的文明性是香港社會的較普遍行為。隨著中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的張力進一步顯現，中西價值觀和各種力量的對立與撕扯在香港越來越激烈。隨著美對華和平演變政治幻滅感的強化，美對香港政策的調整也勢在必行。

美密謀亂港阻中國崛起

回顧歷史，美國當年在舉行香港政策聽證會時，美方就曾認為，“香港與大陸的密切經濟往來必將推動中國內部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但事實證明，中國在政治上非但沒有融入西方，相反卻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北京共識”的形成對“華盛頓共識”構成重大挑戰，這一切迫使美國重新思考香港的定位。既然香港起不到促進中國政治變革的目的，那美對香港政策的調整方向，即不能再讓香港為中國崛起助力，必須讓香港變成了一個動蕩區，使之成為中國崛起進程中的巨大阻力。

把貿易與人權掛鉤不是新鮮做法，而是貫穿克林頓總統八年任期的始終。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每年都就拿人權說事，把最惠國待遇的延長與人權問題掛鉤，直至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頁才算翻過。美國把中美貿易協定與香港人權問題掛鉤，無疑增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羈絆，終究是作繭自縛。

香港雖是國際都市，但國際視野有待擴大。年輕一代人的宏觀思維和分析框架存在致命的短板?？磫栴}往往是點式思維，缺乏面的支撐。譬如，前段時間在示威人群中熱傳的《凜冬烈火》紀錄片，許多年輕人看到熱淚盈眶。且不論這個紀錄烏克蘭第二次顏色革命的宣傳片的制作動機，但就其內容而言也極具片面性，更不用說，這場死傷千人的顏色革命是一場地地道道的“血色革命”，革命過后的烏克蘭是一地雞毛、國破家亡。烏克蘭這個曾經的大糧倉成了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但香港年輕人居然把這樣的國家作為樣板，凸顯了香港部分青年人對國別知識的淺薄認知。

社會矛盾激化 青年易被煽動

中美的戰略博弈是持久戰，注定了香港樹欲靜而風不止?？偨Y全球顏色革命發生的共性，無疑需要諸多要素的相互激發和催化。社會矛盾激化是首要條件。而政權內部出現分裂，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主流意識形態遭到嚴重削弱，政權內出現反對派，新興媒體串聯成勢，強力部門的倒戈以及美等西方國家的支持都是顏色革命發生的重要條件。香港這場風波持續時間之長，可以說是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尤其是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居發達經濟體的首位。香港的失業率雖不高(2.9%)，但是高收入行業明顯缺乏，許多年輕人從事著“養不活自己”的工作，這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一支力量。

香港執法與司法機構的斷裂客觀上不利于打擊暴力犯罪，甚至是縱容犯罪，出現體制性斷裂帶。但值得慶幸的是，到目前為止，警察作為防范顏色革命得逞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力量仍在發揮先鋒作用。正因為如此，從運動開始以來，示威者很快把矛盾指向了警察。所謂五大訴求中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政治動機就是把警察推向道德、政治和法律的審判臺，從而徹底摧毀強力部門的意志，這恰恰是當前這場斗爭的一大焦點。

綜觀這二十年來的顏色革命特點，輪番爆發顏色革命的國家和地區往往是受害最嚴重的，暴力化程度也呈梯度上升。吉爾吉斯“逢春必鬧”，烏克蘭以及香港地區都是反覆折騰。第一次烏克蘭“橙色革命”沒有一個人死傷，而第二次革命數百人死亡。尤其是反對派從格魯吉亞僱來槍手，對警察和示威者進行無差別射擊，造成警民進一步對立，形勢急轉直下。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從香港這一段暴力升級趨勢看，香港離這一天或不會太遠。

必須向壟斷動刀

香港雖已回歸22年，但如今許多香港人不愿面對這樣的現實。一部分青年人甚至認為，“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淪為中國的殖民地”。每當中國節日到來，他們不是歡慶，而是鬧街，把祖國作為生活不如意的替罪羊。

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強調內因是事物變化的主要因素，但香港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香港的外部性和依附性特點尤其突出，且英國深度參與了今日香港制度之設計，“西方因素”已經嵌入到香港的體制運行之中，所以在他人看來的外因在香港其實是內因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不等于資本主義制度可以不加以改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經歷了多次變革。西奧多.羅斯福把1891年通過的《謝爾曼反托斯法》裝上了牙齒，肢解了洛克菲勒等商業巨頭，讓中產階級基礎迅速擴大。上個世紀末展開的對微軟公司的反壟斷調查，促進了其他科技公司的崛起;而眼下正在展開的對美國四大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訴訟，體現了美國政府反壟斷的決心和政策導向。

雖然貧富分化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但香港基尼系數(0.539)大大高于國際警戒線，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資本主義尤其需要通過改良，方能推動社會的進步。所以，敢于向壟斷產業動刀，不能放任“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泛濫是香港必須面對的問題。

看不清歷史發展的大方向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香港部分青年對中國內地制度有本能的排斥，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與內地的心理距離越拉越大，已經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值得深思的是，全世界都期待與中國發展關系，搭乘中國的快車，而香港部分人卻刻意拉大與內地的距離，這種取向正把香港推向歷史的對立面。

由于歷史的原因，香港一部分人對內地制度的認同還需要時間。毛主席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曾說過，“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如今，我們正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自信地踏上了從富起來向強起來的偉大征程之中，香港人心回歸既是偉大斗爭中的必修課，也是一門補修課，如何讓中國變成“使人可親的現代化國家”，需要包括香港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參與和建設，而不是僅僅當一個旁觀者、指責者和破壞者。